2022年12月20日下午，民族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如东受邀为我院师生开展题为“中国的中亚研究：以知识线索和生产机制演变为中心的考察”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我校亚非学院博士后张少丹主持，我院教师、研究生听取了本次讲座。

李老师从问题的提出、西北史地知识与“西域-中亚”研究、当代中亚研究及其知识生产机制进行探讨，最后进行了清晰的总结。

首先，李老师围绕“为什么中国的中亚研究是值得我们去系统地梳理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对中亚研究被等同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消灭这些问题，而是去更好探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出现。我们把中亚的民族宗教当做问题，是因为其涉及到我们的边疆安全等，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力量前往探索。很多学者也试图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尽管是以问题研究为核心，而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在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统筹和建设一门中亚学，称之为当代中亚学。中亚研究就显然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所以也被纳入到学科建制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重新思考。长期的重复的知识已经不足以满足当前的一些需要，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很多人认为，我们也许可以继续以中亚问题研究为基础来进行中亚研究。

他表示，过去的中亚研究知识生产存在制度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同时受中亚地缘空间结构转变较为直接的影响，知识传统的断裂与转移以及中亚知识生产机制的封闭性（相关研究难以进入到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与此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苏联解体这一件事对我们对中亚的知识生产跟重新定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于如此背景，我们要去了解中亚研究，首先要了解这些知识产生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中亚研究长期受制于地缘结构的影响，这样的梳理不能采取一个相对短的时段去完成。因此需要重返十九世纪西北史地学，从近代中国中亚知识内部重设考察坐标，追踪我国中亚研究的知识与生产机制嬗变。回到19世纪，通过知识线索来重新看中国中亚知识内部的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李老师为大家展示了19世纪末期的中亚地图。该图是早期的汗国在19世纪末延续下来一些基本的地缘布局，在该图中，俄罗斯和清帝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强大的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介入中亚，这也是19世纪较为基本的地缘格局。

然后，李老师带领大家探讨了为什么19世纪西北史地成为西域中亚研究的基础。道咸之际，背景是有西北内陆边疆危机。清时江南成为经济和政治的核心区。当时更多的是想象的地理，而非实际今天意义上的地理学。西北史地学的地理考据，使得中国传统史学与地理志中对今日中国边疆以及中亚地区的水利、山川、风物与人群的记载得以从传统的西域叙述中呈现出来，而且也将之导向了具有现代知识特征的方向。当时的西域包括域内、域外与关系体。李教授引用张星烺的观点来表明，这些研究一直都有，并不完全是当代的中亚研究。张星烺的总结意味着西北史或区域史地学的确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成为我们后来区域中亚研究的重要知识来源。尽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地理考据，但未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西域记述中域内与域外的地理关联性，以及将其地理描述从属于历史叙述的话语结构。道咸之学，即使有新的一面，也是在旧学的基础上呈现出来，而并非是现代知识意义上的。

李老师着重讲了中西交通史，因为它呈现了中国与域外文明以及国家（区域）间互动交流的历史，尤其是与域外文明的历史。可以得出，西北史地研究的知识被放置到不尽相同的知识本体中加以论述，在知识的制度化过程中，被分割到域外、域内两个知识空间以及不同的研究领域之中。但该局面在1917年发生转变，当中亚被纳入到苏联的政治空间之后，该地区转而成为苏联边区或苏联中亚，这一变局在改变中亚主体性的同时，也随之影响了人们对该区域的认知与知识建构。中国中亚研究转向从属于中国苏联研究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西域-中亚”研究，在知识制度与研究单位之空间性质双重转变中，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李老师表示，在苏联的建立与解体所带来的中亚区域主体性转变之外，中国当代中亚研究的形成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制度的重构不无关系：

1）1950至196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力量多被集中到国内的民族研究领域（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史志的编撰）。中亚知识生产的主要形式：翻译苏联学者的中亚研究著述，但这些翻译（或编译）工作也配合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自然环境改造等。

2）1960年代中期之后：国外研究-中苏关系研究一中亚研究。

3）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分歧语境下的中国中亚研究：批评苏联对邻国领土要求，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歪曲的沙皇对外殖民史。组织知识力量翻译或编译俄国侵华史相关研究作品。

4）1980年代：在制度化的中亚知识生产展开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中亚研究的机构建设也得到发展。

中亚知识生产制度化过程中，中国学界完成了中亚知识本体的建构，以地缘关切为核心的“狭义中亚”和以文化为基础的“广义中亚”同时成为我国中亚知识生产与历史书写的基本单位；虽然在后者基础上所构建的文明史范式迟至本世纪才获得足够的重视。较强的地缘语境作为知识语境，使得重构之后的中亚知识生产机制与学术品格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权力品格。而其所奠定的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历史研究，以及从边疆安全出发的中亚具体问题研究也成为其时（和之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中亚研究主要的学术风格。

最后，李老师对所讲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中国中亚研究在“问题研究”之外尚有知识传统，但这些知识传统随着我国知识生产转向而成为其附属部分，发生了断裂和转移。这种断裂，并非仅出自于中亚本身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和我国中亚知识生产制度转变有直接关联。李老师指出，在我国中亚区域研究重构之际，探讨在何种本体论上统摄中亚的“传统知识”与“近现代知识”显得必要。

讲座结束后，李老师对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黄达远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表示此次讲座令大家受益匪浅，同时对李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了感谢。

主讲人介绍：

李如东，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亚民族问题，穆斯林社会与文化，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术史。相关研究成果见诸《世界民族》、《西北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等刊物及论著《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2018）等。

（文/图：马可心、张少丹，审核：余源）